安寧伴行者 趙可式「感恩」對抗癌症

面對死亡，你會選擇避而不談，或是坦然以對？「台灣安寧療護推手」趙可式在罹癌後，沒有為自己的病掉下眼淚，對她來說，疾病並不是帶來哀痛的惡魔，只是偽裝成苦難的喜樂天使。

提起安寧療護，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熱情、有著溫暖笑容的趙可式，她遠赴英美讀了六年書、長達三十年投入安寧療護；年近六十的她不只是第一個將安寧療護觀念引進台灣的臨床工作者與學者，更是台灣一系列安寧療護政策的重要推手。

就在她將大半生奉獻給無數癌症末期病患、還將跨海支援對岸安寧療護觀念推廣時，卻在陪同家人看診時，意外發現自己罹患第二期乳癌！一般癌症病人都是「澳賭賭」（編按：臭著一張臉）的臉，板著一張臉孔，但趙可式卻心懷感恩而快樂，她讓自己每天有一百個感恩的理由，趙可式表示：「生病實在太好了！」多年來生活重心都在感受、思考、以及面對死亡，直到發現自己罹癌後，親身經歷才真正進入幽谷伴行的境界。

投入安寧療護長達三十年，病人看多了，趙可式表示，人的生命長短不重要，有沒有好好活每一天才重要。「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齣戲，戲演得很長，但沒有人要看，那有什麼意思呢？」趙可式說，可是這齣戲很短，但演完後，觀眾滿堂彩，而且久久不能忘懷，「我不在乎戲多長多短，只在乎好好的演，」她希望，當鞠躬下台時不是噓聲四起，而是掌聲響起。

人，除了生理的病痛，還有心理層面的需求。安寧療護的信念，就是除了照顧病人的身體，還要從病患內心的需求與感受出發。說的簡單一些，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對於病人「永不放棄的關心」。台灣社會仍有許多人認為「安寧療護」只是等死的地方，其實這是非常大的誤解，安寧療護不是「為了痛苦，解決人」，而是「為了人，解決痛苦」。

在生命盡頭安寧病房內活生生的故事…

「孩子，媽媽先走了，媽媽雖然不能看到你長大，但是希望你以後不要忘了媽媽的臉，媽媽的聲音，更要記得，媽媽永遠愛你」，安寧病房裡，乳癌末期的年輕媽媽懷裡抱著才一歲大的小寶寶輕聲呢喃，護理人員站在一旁拿著數位錄影機默默記錄珍貴的一刻，幫這位癌末媽媽準備此生留給寶寶的最後禮物。

「親愛的老婆，第一次幫妳畫眉毛是我們度蜜月的時候，現在讓我再替妳畫上美美的眉毛…」先生忍著激動的心情，用些微顫抖的手小心翼翼為太太的遺體化妝。

在安寧病房內沒有呼天搶地、急救插管的痛楚，病人和家屬面對生離死別的至痛，已轉化成寧靜平和美麗的回憶。

趙可式表示，癌症令病患與家屬無助惶恐，其實罹患癌症不意味生命即將終結，建立正確求生意志，配合正確醫療，癌症並不可怕。

活出自在 趙可式散播安寧療護信仰

根據數據統計，台灣每七分鐘有一人罹癌，每十四分二十七秒就有人罹癌往生，二○○五年全球六十萬人因為罹癌而喪失寶貴生命，近廿年來癌症已躍升為國人十大死因的首位。目前的醫學科技日新月益，已可達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五年存活期，而且近八成的癌症病患可以順利重返職場，恢復原來生活。

國際知名的自由車選手阿姆斯壯罹患睪丸癌後，積極接受手術治癌，出院重新投入訓練，連續奪得七屆環法冠軍，證明罹患癌症，不意味生命即將終結，建立正確求生意志，配合正確醫療，其實癌症並不可怕。

提起安寧療護，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熱情、有著溫暖笑容的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教授趙可式。她遠赴英美讀了六年書、臨床廿三年的護理工作做的全部都是安寧；年近六十的她不只是第一個將安寧療護觀念引進台灣的臨床工作者與學者，更是台灣一系列安寧療護政策的重要推手。

就在她將大半生奉獻給無數台灣末期病患、還將跨海支援對岸安寧療護觀念推廣時，卻在陪同家人看診時，意外發現自己罹患第二期乳癌。今天特別邀請趙教授來談談，如何面對國人最害怕的癌症，以及如何勇敢面對癌症，讓自己的生命活出尊嚴與價值。

■訪談人簡介：

郭至楨：中時電子報總編輯（以下統稱問）
趙可式：成大醫學院護理系教授（以下統稱答）

問：前年罹患乳癌，如同多年來面對死亡的態度，趙博士沒有為自己的病掉下眼淚，請問妳是怎麼走過來的？

答：感謝我所有照顧過的病人，長達三十年投入安寧療護，病人看多了，因為癌症而走向安寧療護的病人，從兩、三歲的幼兒到八九十歲老人，各種年齡都有，形形色色。也因為如此，一般別人得知自己罹癌時，通常反應是「Why me？」我的反應卻是「Why not me？」甚至我早在十幾年前就買了兩個癌症保險，就是為了這一天做準備。

問：當妳得知罹患癌症時，第一時間的表現相當理智，接下來妳是如何面對？

答：信任治療團隊，勿信偏方！我是在三軍總醫院接受治療，我認為三總是目前治療乳癌最好的團隊，過程中也考慮過別的醫院，但有些是手術強、有些是化療強或放射治療強，而我不想把治療分散。許多癌症患者決定治療後還三心二意，會去逛醫院，我奉勸大家該專心治療，別分散精力。

手術過程很順利，但後續治療讓我吃足苦頭。因為對化療藥物敏感，副作用讓我死去活來，體質過敏，連擦酒精都不行。幾乎所有的副作用都發生在我身上，哪怕是藥物說明書上記載發生率只有百分之一的副作用。例如有一種手足症，是說手腳如針刺，我真的親身感受到如同幾百、幾千根針刺的疼痛，雖然有附冰套，但這痛仍是椎心刺骨。

還有嚴重暈眩，整個世界都天旋地轉，頭部只能維持一個姿勢，完全不能動，也不能上廁所，「一坐馬桶，頭只要稍微低下來，就啪！整個人倒下來，躺在床上睡覺，好不容易睡著了，一翻身，就暈眩得三百六十度旋轉，馬上醒過來！」

治療真的很痛苦，而因為自己親身體驗，深刻了解到為什麼江湖郎中會有機可趁，因為真的太痛苦了，如果有人說可以不要這麼痛苦，又能夠do something，真的有人會被吸引。

真的有很多人混在腫瘤科門診，他們看癌症病患病急亂投醫和鬱卒恐慌的心，胡亂推銷偏方。我也曾在門診外碰過有人「搭訕」推銷偏方。我直接不客氣地告訴那個人說：「你們這樣趁火打劫很不對！」「怎麼可以利用病人的脆弱來作生意？」我能理解病人的心理，癌症治療非常痛苦，若有輕鬆的治療方法，很容易就被拉走了。

我也很清楚，如果我現在願意去直銷一個東西，一定賺大錢！但我覺得這是不道德的，我心中有把專業的尺，沒有科學證據，只用見證人或自我見證方式的東西，一律不進我的身體！

正統的醫學就如醫學院教授教導學生，不會用見證人的方式來表達醫療的高明。而是呈現疾病的機制與治病原理，並用各種科學研究結果作為實證。這就是今天以證據為基礎的實證醫學科學。

也有很多人向我推薦超過二百種秘方，我一律不接受，我連維他命都不吃。我信任醫療團隊，就全然信任，自己也不想分神去管其他的事。

不過我也並非只接受西醫，也有看「正牌」的中醫。我認為，病人也不可以太任性，很多人自主意識很強，但缺乏醫學知識作背景。

很多人問我，妳是醫療專業人員，怎麼還會得癌症？因為多年來我過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我用「總有一天等到我」來看待我自己的病人身分。多年來生活忙碌、飲食也不注意營養、缺乏運動、不曬太陽，自己知道有一天會被宣布得到癌症，「早就該得了！」

我也有提醒醫護人員，有些病人不合作，是醫護人員的責任，如果醫護人員願意花時間，向病人解釋治療目的，有些遺憾便可能就不會發生。

我曾照顧過一位末期乳癌病人，才三十二歲，有個三歲兒子，二○○五年發病，二○○七年過世，乳癌第二期，理論上預後不該這麼差，為什麼呢？

原來病人道聽塗說，只聽到乳癌和荷爾蒙有關，看到醫師開給她荷爾蒙藥物，便認為會使乳癌惡化，所以不吃藥。怕醫師生氣，她照常去門診、拿藥，但把藥都丟掉，沒有吃，也不跟醫師講。

結果短短八、九個月，病人乳癌轉移到骨頭、肺、腦部，最後只有遺憾而終，留下稚齡的孩子和深愛她的先生。

我不能理解，病人明明是位大學畢業生，為什麼不相信專業的醫師，卻去相信非專業的三姑六婆？對醫師的治療有懷疑，卻不願和醫師提出討論？而醫護人員也沒有向病人解釋，開立荷爾蒙用藥是抑制她的荷爾蒙，不讓癌細胞惡化，並不是提供荷爾蒙讓癌細胞生長。

我呼籲，全國醫護人員都應該確認病人是不是清楚知道自己接受哪一種治療？目的何在？一定要想辦法讓病人了解。如果醫師太忙，衛教便是護理人員的工作。

回想過去帶學生實習時，我經常拿著病歷向病人解釋，我會對學生說：「不用怕病人不懂，即使他不識字，他也能從妳的態度、解釋，聽得懂妳所要傳達的訊息。」

問：親友的關懷對癌症病人的調適極重要，但要如何面對患病親人才是正確的作法呢？

答：台灣比較重視家庭觀念，一旦得知身旁親人罹患癌症時，家人馬上混亂一團，比病人更慌張，其實家人的態度扮演很重要角色，像我剛生病的時候很怕別人來探視，因為我必須花費很多力氣來面對親友，但當時的我又沒有什麼能量。

對病人表達關心是一門藝術，親友最大的幫助，就是身體的照顧、飲食的張羅以及幫助病人處理掛心的事物，而不是坐下來陪病人聊天。千萬不要送花、也不要送營養品，很多病人是不適合的，建議可以直接問病人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問：趙博士當初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告知罹癌？

答：發現自己得到乳癌，真的是意外！一開始是住香港的姊姊來台北一日健檢，發現有兩個腫瘤標記的指數很高，但姊姊做完檢查就回去了。

我想說服姊姊再來複檢，但姊姊並不想來，還說「沒關係，明年再檢查好了。」但我很緊張：「什麼沒關係？等明年妳就完了！」

剛好任教的成大引進正子斷層掃描，兩人同行有折扣，我便對姊姊誘之以利：「我陪妳做！」

結果姊姊一檢查，完全沒事，但成大核醫部主任姚維仁在幫我檢查時，卻有點躊躇。

他先問：「趙老師，我幫妳加做一個超音波好不好？」接著再問：「趙老師妳上次檢查是什麼時候？妳有定期自我檢查嗎？」

我沒有回答，但心裡有譜，於是直接問：「姚主任，我得了癌症對不對？」姚醫師這時還故作輕鬆：「妳為什麼一想就想到癌症？」我卻反問：「台灣現在每七分鐘就有一人罹癌，為什麼不會想到是癌症？」我很平靜的對姚醫生說：「眾生平等，別人會得，我也會。」

我想可能是投入安寧療護多年，病人看多了，因為癌症而走向安寧療護的病人，從兩三歲的幼兒到八、九十歲老人，各種年齡都有，形形色色。

得知罹癌後，和我一起做檢查的姊姊哭了三個禮拜，學生也哭成一團，反而我心中平靜，我相信一切有天主的美意。

醫師對病情閃爍其詞，其實是瞞不了病人的，病情告知是一項「藝術」 ，但仍可歸納出指南。有關病情告知需要審慎處理，通常應考慮6W。

(1) When：告知的時機，通常應讓病人採第一步，病人主動詢問時、疑惑時、同時有隱私，讓病人在一個安然的情況之下告知。

(2) Who：告知者與病人關係良好，病人信任的人，同時告知以後，病人一連串的情緒反應，及疾病的煎熬過程中，此人都能「幽谷伴行」，陪伴病人走一程。因此一位陌生人或學生去訪談時，不可對不知病情者貿然告知。

(3) How：告知的方式應溫婉，同時立即給予希望。例如：「您得的是白血球過多，也有人稱為血癌，現在有很好的治療方法，可以治癒或控制這個病…。」

(4) What：告知病情並非將「一堆實情」硬塞給病人，而是在與病人「對話」當中，看病人的反應及需要一步步循序漸進，需極大的同理心（Empathy）及溝通技術。

(5) Where：告知的地點需要保持病人隱私，可坐下，不被干擾，可以抒發情緒。通常需注意生理專注、心理專注。

(6) Why：最重要的是：您為何要告知病情？釐清及評估告知病情對病人的益處為何？而非為了自己的好奇。

「告知病情」在我們台灣醫學教育有很大的缺失，可以說有很大的空洞，大家不重視這個議題，如果要來教，也不夠師資，老師也說不知道要如何教。

整個醫界還缺乏這方面的反省，對於應對患者病情告知的態度、表情，不是說出來的語言而已，還包含身體語言。

問：趙博士曾在《醫師生死學》的進修課程中舉過一個案例：在安寧病房中，趙博士陪伴一名卅多歲乳癌末期的婦人，婦人想到她走後，另一半跟三個稚齡孩子的處境，萬分不捨，所以臨終前最大的心願，竟是為老公安排相親，同時幫孩子找個新媽媽…

答：這一名卅多歲乳癌末期的婦人，臨終前最大的心願是為老公安排相親，同時幫孩子找個新媽媽。婦人的丈夫原本不肯，但在妻子堅持下，終於去相親。心願得償的婦人此時卻出現重度憂鬱症狀，理由是：「原來我在老公、孩子生命中的地位，是可以被取代的！」這種看似「矛盾」又「難以理解」的糾結心情，才是最真實的人性，希望老公再娶，又害怕自己死後被遺忘，這種對家人的依戀，也許不該被責難。

臨終病人的心情及願望是頗為複雜的。某些人是幸運的，他們對自己未竟的心願，有機會去一一做安排和修補，也可以和最親愛的人做最後的相聚。最悲的是一些因急症或意外而驟逝的人，他們沒有機會和親友道別，也只能抱恨而終，空留遺憾給在世的親友。

想一想：如果沒有明天，你在今天最想做什麼？還有什麼是你想做卻一直沒去做的？

多數臨終大願可歸納為「我愛你」、「對不起」、「謝謝你」、「再見」四類，如能作到這四項，這樣一個人就算善終了，完美的結束人生。他在這個世界上有愛、被愛，他要感恩，謝謝對他好的人事物；他要道歉，人世的恩恩怨怨要了一了；他要告別，對捨不得的人告別，如果七早八早就告訴他了，死亡的陰影一直在前面，很少人受得了這麼長期的死亡陰影，這個壓力太大。

醫療專業人員怎麼拿捏時間？以文獻上來看，絕對不要超過一個月，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太長，少於三天又太短，所以我在書上寫的那位婦人，剛好她去世前二個星期我們告訴她，她有二個小小孩，她開始給小孩錄音、錄影，她完成人生四件事，剛剛好完成，最後她帶著微笑，很滿足的離開人世，雖然很年輕，可是她該作的事都作完了。

問：我們該怎麼樣面對死亡課題？

答：我們的文化，是小朋友如果問死亡是什麼？大人就說不要亂講，也不好好的告訴他，所以死亡對小朋友而言，是個非常神秘的，可是他打開電視又有一些怪力亂神，沒有一個健康認知，所以我們的文化對死亡的處理有很多不妥的地方，造成生死兩憾。

死亡不是知識，在臨床上我們看到，許多教死亡學的老師，碰到自己或是自己最親的人，他的處理也是一蹋糊塗，反而一些市井小民，面對死亡是非常健康，到最後一分鐘還是活得非常有尊嚴，非常優美的人性流露。

生、老、病、死，是醫師每天面對的課題，但國內傳統醫學教育體系只教生、老、病，欠缺面對死亡的內涵。目前台灣有十三所大學有醫學系，只有三所學校開設生死學相關課程，學生念的全是原文著作。

台灣的生死教育一直沒有進步，台灣五十年來的醫學教育缺乏死亡教育，但死亡天天都在醫院內發生，醫護人員面對病人的痛苦和無助，不知道如何安慰，甚至充滿無助和罪惡感。

面對死亡沒有那麼可怕、那麼慘烈，其實在安寧病房，不但使即將面對死亡者，可以獲得內心的安寧、平靜，甚至以喜樂的心境轉化到人生的另一個天地，對一般的健康人、甚至家屬，反而有更多的啟發與正面意義。

問：趙博士二十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在台灣推展「安寧療護」理念，可否介紹「安寧療護」（Hospice）是什麼？

答：「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在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完成立法，使得國內每年十萬多名末期臨終病人，能夠享有生命自主權，達成善終的心願。

安寧病房不是讓人等死的地方，而是讓末期病人在人生最後一段路程上，身、心、靈都獲得關照，安寧病房在台灣從二○○○年到二○○四年間有了穩定發展，包括安寧病房、安寧居家療護、共同照護的「量」都有明顯成長。但還是常有排隊等候、病人等不到病床而先走一步的遺憾。

照護品質也出現參差，有的安寧病房讓病人家屬感激涕零、了無遺憾，有的安寧病房卻讓家屬後悔不已。一個團隊不用心做，影響的不只是醫院，更是民眾對安寧療護的觀感，需要大家齊心努力。

「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現象，不是醫療的失敗。當癌症無法再治療時，不顧一切地用強烈治療手法，只會增加病人的痛苦。安寧療護就是提供全人、全家、全程及全隊的人性照護，幫助癌末病患享有善終權，讓生命能美到最後。

安寧療護用「尊重生命」的哲學，讓病人與家屬生死兩相安、生死兩無憾，理想的安寧療護應該對病患和家屬做到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四全照顧」，整個團隊需要醫生、護士、心理師、社工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宗教人員及義工等共同參與，雖然國內投入安寧療護的醫療院所越來越多，但病人受到的照顧品質卻有相當的差距，有些醫院甚至只是虛應故事、流於形式。

醫院評鑑一定要嚴格把關，安寧病房要列入醫院的基本配備，死亡教育應納入醫學院必修課程，最終就是要讓安寧療護達到病人、家屬、國家、醫院「四贏」的目標。

安寧療護已經是先進國家進步的指標，所有病人都需要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照顧，這樣的精神必須落實在常態的醫療裡。

安寧療護在世界各國都以癌症病人為開始照顧對象，是因為癌症病人絕大多數腦筋還很清楚，不像中風或植物人。另外，癌症病人身體所承受的痛苦比任何病人都多，台灣做過統計，一個癌症病人有五至七種症狀，如疼痛、噁心、嘔吐、水腫、頭暈等，光是疼痛就足以折磨死人。

有的病人被送到好的安寧病房後，醫生會認為還有治療的空間而把他送到普通病房；一些病人可能在別的醫生手上是需要安寧照顧，但在另外醫生手上卻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曾在中部照顧過一個病人，他是肺癌末期，半年前他感冒併發肺炎，住在台中中山醫學院的安寧病房，醫護人員照顧得非常好，他們作了細菌培養，發現只有一種抗生素對他有用，但那種抗生素很貴，一針要七百多元，差不多打了二萬多元的抗生素，他就好了，肺炎控制住了，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可是半年後，健保局回來的審查案，把他那二萬多元的抗生素經費全數刪除，刪掉的醫生所寫的理由為「安寧的病人坐裕隆車就好了，不需要坐法拉利，刪之、刪之…」這令我非常的憤怒，這位審查的醫師完全無知，所以如果病人落在這位醫師的手裡，那就草菅人命。

安寧療護，是要幫助癌末病患，不作侵入性治療，能有尊嚴地走完他的人生，這觀念現在已廣被接受。

問：如何建立醫病關係？病患或家屬該如何與醫生建立正確而平等的醫病關係？

答：雙方都要努力，在醫療專業方面，我很感謝黃院長，黃院長是現在教育部醫教會的主任委員，他非常重視醫學評鑑，在醫學教育的評鑑上「醫病關係」以及「醫病溝通」已經是很重要的主題，所以在醫學教育裡頭愈來愈受重視。醫生不只是醫術與醫德的關係，還要懂得醫病溝通。病患部份，在先進國家，他們的新聞電視台裡面一定有十分鐘，一個德高望重的醫療專業人員分析現在發生的醫療新聞，然後作深入的分析，每天都有，每個小時都有，所以他們的民眾即使教育程度不高，但卻都有豐富的醫學常識。

問：台灣社會仍有許多人認為「安寧療護」只是等死的地方，而且認為末期病人與其那麼痛苦，不如「安樂死」落的輕鬆，「安寧療護」和「安樂死」的差異何在？

答：在醫療倫理上大家公認的「安樂死」（Euthanasia），其確切的定義為：「為解除痛苦，以特定的方式刻意結束病患的生命。若非使用此特定手段，該病患的生命將可預期能存活。」因此，「安樂死」的動機雖出於同情病患的苦難，手段卻是不折不扣的「殺人」。

今天醫療科技發達，有許多延命措施：機器、管子及藥物。因此當人們目睹了使用醫療十八般武藝的猛烈治療後，又因不忍病人受苦，家屬力盡精疲，而興起「殺了他」以解決一切痛苦的念頭。這是極端且矛盾的想法與作法。

今天傳遍世界的另一種新興醫學「安寧緩和醫療」（Hospice Palliative Care）就是以反向思考，不必為了「痛苦」而解決「人」，而是為了「人」解決「痛苦」，以高品質的療護緩解病患身、心、靈的折磨，提升生活品質，維護病患尊嚴。

「給予死亡」與「准予死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給予死亡」是結束不會死亡的人的生命；而「准予死亡」卻是不作猛烈而過度的醫療，去拖延一定會死亡的臨終病人之死期。

台灣在二○○○年五月廿三日立法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就是類似「自然死」的法律，對醫療已經無能為力的臨終病患，不再施以猛烈的醫療，但卻在醫療團隊及親人悉心的呵護照顧下，「安寧活」至壽終正寢。

有了這項「自然死法案」，再也不用心疼病人的臨終磨難；「死亡可以美如秋葉，每個人都有善生善終的權利。」

台灣地區有將近十萬名癌症末期病人，病患與家屬都承受相當的身心煎熬，能有更多人了解安寧醫護，不但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最主要的，可以讓病人與家屬得到身心的良好療護與尊嚴。

不熟悉緩和醫療的一般人，把「安樂死」與「自然死」劃上等號，但是「安樂死」指的是為了減少病患的痛苦，以特定方式刻意結束病患的生命，而「自然死」是按病人的自主意願，在不可治癒的瀕死階段，讓病人自然結束生命，所以兩者不同。

安樂死是「為了痛苦，解決人」，安寧療護是「為了人，解決痛苦」。

問：「安寧療護」在國內近二十年的成效如何？民眾該如何才能接觸？

答：目前台灣有安寧病房的大約四十多家，但並未全面普及，還有十幾個縣市沒有，像新竹、苗栗都沒有提供，我們可以上衛生署的網站查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也有辦全國安寧療護的評鑑，哪一家品質比較好，衛生署也會公佈，另外也可以到各醫院去詢問。

民眾一直有個疑惑，就是安寧療護就是沒有積極治療，這個是非常大的誤解。在醫學裡面沒有所謂積極跟消極，安寧療護是非常積極的治療，我們作過統計，舉例來說，一個病患先前在內科病房用的藥，以及後來他轉到安寧病房，我們的治療比他原來的病房多一倍，所以是更積極的治療。很多的病人，從別的醫生那兒轉到安寧病房，都說這個病人大概只有二個或一個月的時間，到了我們安寧病房處理了他的症狀，後來多活了一、二年的多的是，所以生命的質和量都會受到照顧。

問：生病之後，趙博士努力抗癌，認真寫書和時間賽跑，急急希望傳達對生死和安寧療護的理念，迫切地把多年努力化為文字，流傳給下一代，您是如何面對死亡與體悟生命？

答：看淡生死，不代表不珍惜生命，我要工作到最後一天，我的信仰告訴我，生死在神的手中，但只要活著，便不可「自作孽」，要好好珍惜生命。

雖然現在我必須承受一些化療的後遺症，左手因淋巴切除而疼痛，但我認為這些都無所謂，體會這些事，活在人間，就很有意義。

「生病實在太好了！」廿多年來，我用心揣摩臨終病人的感受，直到發現自己罹癌後，以親身經歷將多年研究寫成《醫師與生死》一書，我才真正進入幽谷伴行的境界。

長達三十年投入安寧療護，病人看多了，人的生命長短不重要，有沒有好好活每一天才重要。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齣戲，戲演得很長，但沒有人要看，那有什麼意思呢？可是這齣戲很短，但演完後，觀眾滿堂彩，而且久久不能忘懷，每個人都在演他自己的戲，我自己對生命的期許是，我不在乎戲多長多短，只在乎好好的演，當鞠躬下台時希望不是噓聲四起，而是掌聲響起。